广东在中国经济第一省的宝座上，坐了35年。不仅GDP、人口全国第一，汇聚的财富、每年上交的财税，更是第二名江苏的1.4倍左右。

广东同时也是全国发展最不均衡的省份之一，全省21个地市，有7个GDP没超过2000亿。最少的云浮去年只有1200亿元，相当于深圳的约30分之一。（下图）

在珠三角内部，发展也极不均衡，东部的深圳都市圈经济总量是珠江口西岸都市圈的4倍左右。香港则是澳门的7倍左右。

在全国层面上，广东真正能拿得出手的城市只有深圳、广州、东莞、佛山这4个。

广东为什么不能跟山东、江苏一样，实现均衡发展？

根据公开资料，我国人均蛋白消费偏低。同时，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仍存在一些不合理。如膳食的脂肪供能比持续上升，脂肪供给能量占比超过30%；优质蛋白质摄入有欠缺；微量元素包括铁、锌、钙和维生素A、维生素D缺乏仍然存在等。

记者获悉，包括东风集团、中铁大桥局、安琪酵母（600298）在内的40余家湖北企业在本次博览会上集体亮相，集中展示汽车、农产品、生物制药、工程设计等品类的上百种产品。襄阳、宜昌、咸宁等湖北多个地市州代表在博览会期间开展经贸推介、商贸交流活动。

原因主要有两个：

第一，广东多山，由此带来了人口和产能分布的极不均衡。

广东只在珠江口有比较大片的平原地带，此外就是湛江—茂名，以及潮汕地区有成片的平地（下图）。

江苏和山东两省，就相对平坦很多。下面是江苏省的地形图，平原占了绝大部分：

地形地貌决定了广东发展的不均衡。

更重要的是第二点，广东文化带有很强的封闭性、排他性，宗族观念、本地观念很强。

历史上，北方移民曾多轮大举迁入广东，比如东晋八王之乱、五胡乱华之后，唐代安史之乱之后，北宋靖康之难后。分阶段迁入广东的族群，为了生存、不断争夺有限的资源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强化了宗族力量和自身的封闭性、排他性，并形成了多种方言。

改革开放后，广东形成了“两极化”的城市生态。

在珠三角，尤其是广州、深圳，外来人员多，经济蛋糕持续做大，本地人享受到了外来人口涌入带来的红利，封闭的文化生态被打破了，反而呈现出包容性的一面，市场化程度也很高。

非珠三角地区，由于缺少增长红利，长期维持封闭性、排他性，再加上大家族和地方权力的长期融合，市场化程度可能东北还低。外地人很难到珠三角之外的城市创业、谋生。

近年来，我率先通过公积金缴存人数，来研究城市的“体制内强度”，这个指标就很能解释广东城市的“二元性”、“两极化”。

所谓公积金“体制内强度指数”，是指一个城市中“政府机关+事业单位+国有企业”缴存公积金人数，占全市总缴存人数的比重。

根据官方的数据，民企、外企提供了全国85%以上的就业岗位。由于部分小企业没有给员工缴纳公积金，而体制内缴纳比较规范。所以，在绝大多数城市，体制内缴存人数占比大幅高于实际就业人口比例。

我认为，一座城市比较合适的公积金体制内占比在33%左右，如果超过这个比例，则意味着体制内比较强大。如果体制内占比超过60%，则意味着这座城市缺少活力，民间社会过于弱小。

下面是2023年广东省各城市的公积金“体制内强度指数”：

在东莞、深圳、佛山，体制内占比不到20%，广州、珠海、惠州、中山、江门占比在21%到38%之间。这些城市都是外来人员比较多，民企、外企发达的地方，也是民间社会强大、活力充沛的城市。

但在揭阳、茂名、汕尾等10个城市，体制内占比都超过了60%，明显是“体制内城市”，民间社会弱小、活力比较差。

下图是辽宁各城市的公积金体制内强度指数，可以看出广东的非珠三角城市跟辽宁的普通三四线城市的“体制内强度”非常接近。

也就是说，非珠三角城市呈现了典型的“东北化”的特征。

下面两张图，分别是江苏和浙江各地的公积金体制内强度指数：

在江苏，只有徐州体制内强度超过了60%。其他的江苏城市，强度指数都不算高。

在浙江，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呈现了市场化特征。

虽然江苏、浙江两省的高度市场化城市（比如苏州、常州、无锡、杭州、宁波）和省内的尾部城市（比如徐州、淮安、丽水、舟山）差异性也比较大，但跟广东省内的差异相比，就缓和了很多。

在广东21个地市中，有10个城市的“体制内强度指数”呈现了典型的东北化特征，它们是：揭阳、茂名、汕尾、梅州、河源、潮州、湛江、阳江、汕头、韶关。

文化、方言上的封闭性，地方权力的宗族化、排他性，“体制内”的强大，是造成非珠三角地区落后的根本原因。

这些因素，不是轻易能改变的，甚至还可能再传承100年。所以我认为，广东要实现均衡发展，难度极大，需要经过长期艰苦不懈地努力。

要实现“再造一个新广东”的目标，还是要靠珠三角发挥主要作用。突破口是先实现珠江口东西两岸的均衡发展，方法是修建更多跨江通道荣成市股票配资，比如尽快上马深中城际、深珠通道、深圳外环高速—广州南沙通道等。